东京奥运成最贵奥运（东京奥运会成为“史上最贵奥运会”）

按：6月1日，澳大利亚垒球队抵达东京成田机场，成为首个抵达日本参加奥运会的海外运动队。因新冠疫情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但随着日本疫情的持续蔓延，反对和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逾八成日本民众希望取消奥运会。鉴于日本疫苗接种人数依然相当有限，医疗系统濒临崩溃，日本民间最大的医疗职业劳动者组织之一“全国医师联盟”呼吁停办奥运会。5月26日，东京奥运会“官方合作伙伴”、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朝日新闻》发表题为《请求首相做出终止夏季东京奥运会的决定》的社论，称东京奥运会是“对大众健康的威胁”。截至6月1日，为东京奥运会提供赛场引导和赛事运营服务的约8万名志愿者中，已有约1万人申请退出。

尽管抗议不断，但目前为止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没有被动摇如期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决心。6月3日，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在接受日媒《体育日刊》采访时强调，东京奥运会不会终止也不会再次延期，“不能再给奥运相关人士添麻烦了，再延期是没有任何道理的。”《第一财经》分析认为，钱是让主办方难以决断停办东京奥运会的主要原因。2020年12月，东京奥委会申请的预算涨到了1.64万亿日元（约合1040亿元人民币），这让东京奥运会成为“史上最贵奥运会”。一旦决定停办奥运，此前的所有花销都会成为沉没成本，且即使停办奥运会，经济损失也大概有1.8兆日元。

回顾现代奥运会的历史，花费高昂拖垮地方财政的情况实际上并不鲜见。蒙特利尔在举办1976年奥运会后花了整整30年时间才偿还完巨额债务，奥运会的实际支出超出了预算五倍；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也引起了财政崩溃；2004年雅典奥运会让该国本就严重的赤字预算雪上加霜，并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希腊经济危机的步伐。牛津大学一项2012年的研究发现，奥运会超出预算的概率是100%，其平均超额率为179%，这让举办奥运会成为一项财政风险很大的项目。

曾长期担任路透社巴黎分社体育部主管的弗朗索瓦·托马佐（François Thomqzeau）指出，奥运会的唯一真正受益方是国际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获得的收入中，分给主办方的部分微不足道。虽然举办奥运会在经济账上很大概率是不划算的，但依然有不少城市乐于承办，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家利用体育能给民众带来快乐的好处，用举办奥运会来提高自身的政治筹码。2011年日本申办东京奥运会，也是出于通过奥运促进灾后复兴、提振社会信心的政治目的。而今，日本面临疫情扩散、奥运箭在弦上的两难局面，当初的设想恐怕难以实现，东京奥运会是否能如期举行，举行后将对日本国内疫情产生怎样的影响，也依然是个令人忧虑重重的未知数。

《雅典、蒙特利尔：因奥运破产》

弗朗索瓦·托马佐 | 文 孙奇 李畅 杨雅乔 | 译

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开幕前夕，一个笑话在奥运场馆周围流传开来：爱开玩笑的人因奥运会筹备工作一拖再拖而担心不已，于是在开幕式开始前几个小时宣称帕特农神庙是这次工程中最先进的建筑。回首过去，那是黑色幽默；今天，在奥运会回归故乡十多年之后，希腊国家遗产中又新添废墟，即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基础设施：奥林匹克体育场，游泳池，皮划艇和其他在阳光下生锈的物品放置地，无用被弃的金属和混凝土框架……

像之前所有的举办国一样，希腊必须接受承办奥运会的实际成本相比预估爆炸式的增长，并在本已严重的赤字预算中增加一笔债务。对于某些观察家来说，雅典奥运会是后来国家破产的预兆，它某种程度上加快了经济危机席卷希腊全国的步伐，这场危机还会让希腊成为欧洲经济的丑小鸭。在奥运圣火熄灭几个月后的2005年，欧盟开始监控希腊的财政预算。

奥运会造成了不受控的通货膨胀，不过希腊人并不是唯一不得不承受这一切的人。牛津大学的两位研究员傅以彬（Bent Flyvbjerg）和艾莉森·斯图尔特（Allison Stewart）在201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指出，所有主办方都无一例外遇到过预算吃紧的问题：

我们发现：奥运会在这个问题上相较其他大型项目尤为突出，超出预算的概率为100%。任何一家有如此规模的公司都不会这样坚持超出成本，有些项目能设法不超出预算，但奥运会从来没有。奥运会的平均实际超额率为179%，因此，与基础设施、重大工程或水坝等其他任何大型项目相比，奥运会的费用通常被低估。数据表明，让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决定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同于发起一项财政风险很大的项目，许多城市和国家已经从支出中领悟到了这一点。

以雅典为例，举办2004年奥运会实际耗资约90亿欧元，超出预算的97%。政府坚称奥运会过后国家不会亏损，但政府的预估只包括组委会的预算，没有考虑到要建造新机场和在首都新修地铁和电车路线。这些工程该由谁来付款？纳税人，他们支付其中的80%，因此，看到雅典海滨前的空地林立着荒凉的围墙，人们心中定生怨恨。

当然，奥运会并非一无是处：这届赛事在体育层面上是成功的，视听媒体中心成为受欢迎的购物中心，羽毛球馆成为剧院。而且，正如希腊奥委会主席斯皮罗斯·卡普拉罗斯（Spyros Kapralos）所说，奥运会的开销仅占希腊总债务的一小部分：“奥运会耗资90亿欧元，难道我们要把当时总计3600亿美元的债务归咎于奥运会吗？”

对于一些经济学家来说，组委会的风险管理反映了该国更为普遍的宽松预算问题，委员会在开幕式后宣布其赤字是欧盟最多可忍受的3%的两倍。雅典奥运会在体育上的成功甚至没有对该国的支柱产业——旅游业产生积极影响。当年，背包客们因担心奥运会人满为患，跳过希腊，转向了克罗地亚这样的廉价目的地。

最后，奥运会的唯一真正受益方是国际奥委会，当然这也是常事了。国际奥委会获得了近十亿的收入，分给主办方的部分却微不足道。这些收入来自电视转播权（占74%）、国际奥委会官方合作伙伴的产品销售权（可口可乐、松下、麦当劳、源讯、欧米茄、三星、维萨、通用电气、陶氏、宝洁、普利司通、丰田与阿里巴巴……占18%）、门票收入（约占4%）和其他周边（徽标使用权，组委会合作伙伴）。90%的收入将重新分配给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联合会和奥运会组织委员会，而IOC则保留10%的收入。通常，国际奥委会分配给组委会的金额只是预算的三分之一。

总体来看，举办大赛预算超支的主要原因（除去为了哄骗国际奥委会而大大低估预算的情况）是体育设施建造延期。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也是如此，花费高昂的世界杯才过去两年，巴西官员被迫匆忙组织了一项价值130亿欧元的赛事，导致整个国家因此陷入了经济危机。

蒙特利尔的惨败

候选城市与奥运会错误结合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76年的奥运会，承办城市蒙特利尔元气大伤，在举办当年奥运会后花了整整30年时间偿还巨额债务。当奥运真正来临时，魁北克首府的实际支出超出了预算5倍！这场惨败与地方政府脱不了干系，始于当时的市长让·德拉珀（Jean Drapeau），在宣布蒙特利尔成为候选城市时，他竟敢信口开河：“蒙特利尔奥运会绝不可能亏损，就像男人绝不会怀孕。”

蒙特利尔灾难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堪称疯狂的场馆建设，尤其是被英语国家称作“Big O”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修建，这项任务委托给了巴黎王子公园体育场的设计师罗杰·塔伊贝尔（Roger Taillibert）。这位法国建筑师坚持自己的创意，他也的确提出了一个昂贵的项目：12000个预制构件组成40万立方米的混凝土，体现出作为蒙特利尔标志的斜塔。

体育场馆建设就占据了三分之二的奥林匹克账单，但塔伊贝尔被认为是可以控制成本和工期的。没有人预料到钢材价格会上涨，它从1973年每吨200美元上涨到三年后的1200美元；相反，能预料到的是工会的态度，他们决心利用奥林匹克场地进行加班加薪谈判。双方没能达成协议，工程晚开始了18个月，在三年的建造期中，场地工人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罢工，很多证据还表明工人故意拖延工程以增加小时工资。显然在这一切的背后，各个利益方都在谋取私利。

“奥林匹克公园和体育馆的修建展示了我从未见过的如此有组织的腐败、盗窃、低劣、怠工和冷漠。整个方案完全失败，所有参与进来的土木工程公司都知道他们可以直接去收银台取钱或别有所图。”塔伊贝尔说道。为了维护魁北克国民议会设立的奥林匹克设施管理委员会（RIO）的利益，掩盖事实真相，1975年底的卷宗已经被人夺走了。政治家并不是最后一个利用它的人，蒙特利尔市市长让·德拉珀的得力助手杰拉尔·尼丁（Gérard Niding）用奥运场馆的经费打造了一座豪华的木屋。

与最初3.1亿美元的预算相比，蒙特利尔奥运会的实际总花费达到了16亿美元。一直到2006年，加拿大人才终于还清了这笔债。在这30年中，这座城市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延后所需的道路工程建设，并把自己加拿大金融之都的地位让给了多伦多。

一场奥运会让蒙特利尔负债累累，四年后在发表有关1976年奥运会费用的调查报告时，法官阿尔伯特·马卢夫（Albert Malouf）判魁北克前总理罗伯特·波拉萨免责，然后将责任归结于塔伊贝尔、德拉珀及其政府，认为他们犯有“不可思议的过失”。这份报告也让魁北克自由党一蹶不振，后者从受雇参加奥运会场馆建设的两家公司处获得了慷慨赠予。

蒙特利尔的惨败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因为它是1976年11月15日魁北克人党（Parti Québécois）（分裂主义者）的勒内·莱韦斯克（René Levesque）上台的因素之一，他的当选导致数家公司和英属银行机构出走。

申办大赛，选举的跳板

蒙特利尔奥运会过去四年后，莫斯科奥运会将引起新的财政崩溃。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完全由私人资金赞助，主办方以国际奥委会的名义成功窃取了电视广播的收入，才使得洛杉矶奥运会成为奥运史上唯一盈利的一届，也标志着奥运会和体育事业走向商业世界、营销和私营部门。罗杰·塔伊贝尔的“Big O”及斜塔仍然是过去世界的象征。

加拿大前游泳运动员迪克·庞德曾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是蒙特利尔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另外的身份包括知名律师和麦吉尔大学的校长。庞德认为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预算设计被有意或无意地抹黑了。实际上，被指责的预算包含了体育场馆等基础设施的建造、道路网络的改善和地铁的扩建，之后的奥运会为最大程度地减少财务损失，不再将这些项目混在一起。“他们说蒙特利尔花了30年才买下自己的体育场，但我也是这样买房的。”庞德在2016年7月向蒙特利尔的《快报》吐露了心声。

自大、腐败、拖延和大意：蒙特利尔显然埋下了所有祸根，日后必定伤及奥林匹克机构。IOC真的想办法拉回偏差了吗？并不见得，尤其是哄抬价格的现象存在已久。早在1911年，顾拜旦就担心“最近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花费高得离谱”。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在2014年12月于摩纳哥举行的IOC大会上提出了2020年议程，同时他也强调举办“朴实”的奥运会的必要性，因为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几个月前在索契举办了耗资420亿美元的冬奥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巴赫表示：

国际奥委会与候选城市之间应加强对话，整个过程中的信息交流也要加强，确保国际奥委会维护竞选规则。希望各个城市更好地制定和推广自己的项目，并提出举办精彩奥运会的解决方案。能既不削减运动员的比赛场地，又符合城市和地区的可持续积极发展需求。

可是，由于某些政府似乎准备花大价钱在自己的土地上举办大型体育赛事，这个愿望可能会再次落空。这类活动的财务支出或许就是一个错误命题？墨尔本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希瑟·米切尔（Heather Mitchell）和马克·弗格森·斯图尔特（Mark Fergusson Stewart）在2015年的《应用经济学》杂志上进行了分析：

为了申请和举办像世界杯足球赛和奥运会这样的赛事，世界各国政府花费了巨额资金。他们还资助职业运动队和其他大型比赛，以鼓励他们在指定地点生根发芽。我们研究了三届世界杯和五届奥运会，没有发现这些赛事对旅游业的发展有任何显著影响。根据这一结论，我们应该想一想为什么政府要继续争取此类活动的举办权。

研究表明，体育比赛让人们感到快乐。这启发了政客利用这种幸福感，将大型赛事讨喜的一面用于选举。该研究得出结论，想要减少政治手段对申办大型活动的干预，最佳方法是通过招标和拍卖来授予举办权，而不是至今仍在使用的砸钱方式。

实际上，奥运会经常是高层领导的选举跳板与政治筹码。例如与让·克劳德·基利同为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组委会联合主席的米歇尔·巴尼耶（Michel Barnier），他在雅克·希拉克政府和尼古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政府担任几任部长后，现在已经是负责英国脱欧谈判的欧盟委员了；还有2002年盐湖城冬奥组委会主席米特·罗姆尼，他后来成为马萨诸塞州州长，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他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败给了巴拉克·奥巴马。尽管如此，在1954年至1958年，他已多次担任部长。如果需要证明意大利奥林匹克运动会负责人的经历对今后的生涯有何影响，还有一个名字值得一提——1960年罗马奥运会组委会主席朱利奥·安德烈奥蒂（Giulio Andreotti），他后来七度出任意大利总理。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世界体育秘史》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未经授权不得转载。